资本无序扩张是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其发展过程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治理,需要深刻理解资本扩张对平台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全面分析平台经济领域资本无序扩张的表现及其影响,由此才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不断建立健全我国规范资本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体系。
一、资本扩张对平台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在流动与扩张中实现价值增值是资本的内在属性,资本流动与扩张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重要驱动力,但资本无序扩张可能会严重损害经济活动效率和社会整体福利。
(一)在流动与扩张中实现价值增值是资本的内在属性
资本扩张遵循两种逻辑:生产力逻辑和资本循环逻辑。一方面,资本扩张有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资本有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相应地,资本扩张过程中会经历三种不同阶段,而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某个阶段的中断都会造成资本循环的中断。资本扩张通常体现在多个方面,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和社会影响力扩大等。
(二)资本扩张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确保经济活力的重要驱动力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资本要素实际上承担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桥梁作用,其在微观层面依据利润率差距而做出的抉择,往往会最终影响宏观经济的结构。从宏观层面看,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资本能够有效地集聚和配置各类资源,资本在追求自身增值和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推动各类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激发技术和生产创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立足和服务于科技创新的资本积累,既有追加资本的技术变革,也伴随有原资本的技术变革。因此,现代化客观上是一个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
(三)资本扩张是平台企业实现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
没有风险基金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平台经济很难繁荣发展。从微观层面看,资本扩张可以为企业提供融资和纾困,尤其是对初创期的企业,一切都在创新和探索过程,资金需求和投入大,市场前景不确定。从投融资角度看,平台企业通常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等特点,由于其往往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有形资产和固定资产占比相对不高,初创期平台企业往往很难从商业银行部门获得贷款,能否获得风险投资资本的支持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平台企业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
(四)多种因素导致平台经济领域资本无序扩张
然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固有属性可能会使得资本扩张走向无序,从而造成经济发展效率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失。对剩余价值和利润无止境追求的本性,在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约束和限制的情况下,也必然会走向盲目和无序的扩张之路,使得那些原本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严重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二、平台经济领域资本无序扩张的表现
资本扩张为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驱动力,平台经济领域资本扩张受到资本与平台经济这两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扩张的动机更强、能力更大、速度更快、领域更广,更容易出现无序问题。
(一)短时期内快速向某个领域集中
过去十多年,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得到了长足发展,网民渗透率持续提高,加上我国民生领域一直存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在线服务业快速崛起。“互联网+服务业”具有商业模式易模仿、技术壁垒相对较低、潜在市场巨大等特点,生活服务领域平台经济发展迅速,大量资本相继涌入。
(二)“烧钱换市场”的扩张路径
平台企业为了迅速扩大市场和用户规模,普遍采用“烧钱换市场”的扩张路径。这一扩张模式的弊端是,由于新业态的商业模式并不十分清晰,大量交易实际上是在不具备市场基础的情况下被动催生出来的,许多平台企业自身缺乏“造血”能力,完全依赖资本投入且不计成本地进行市场扩张,一旦追逐短期利益的资本失去耐心而“断供”,这些平台和业态便面临严峻的可持续发展挑战。
(三)高度投机化的获利手段
货币和金融创造价值的前提是,要参与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通过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实现价值创造。通常情况下,资本获得利润和实现价值增长的基本路径是,资本参与到社会商品的生产环节、交易环节和金融环节,发挥其作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多重功能,在推动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持续循环的过程中获得合理的利润,这些利润是对其发挥作用和贡献的合理回报。但近年来,资本追求利润的手段越来越投机化,尤其是在平台经济领域,资本越来越不满足于为平台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以获取回报,而是将网络平台当做是从事“短平快”投机活动和赚取巨额利润的新型工具和场所。
(四)大量涉足金融领域形成异化的金融资本
从历史角度看,资本规模加速扩张时期往往都伴随着金融工具和信用手段的广泛应用。马克思曾指出,信用事业和金融工具会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分散在社会表面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或联合的资本手中,最后“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这一点在平台经济资本扩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金融资本越来越成为资本扩张的主导力量,各种新型金融杠杆和金融衍生品成为资本快速实现扩张的“利器”。
三、平台经济领域资本无序扩张的危害
资本的逐利性本质决定了在没有正确引导和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如果其价值增值与社会效益出现冲突,资本通常会把追求价值增值放在第一位,而对社会整体效率和福利带来损害。
(一)严重损害市场有效竞争和社会创新
大型平台利用资本和技术优势,控制海量数据并走向市场垄断,持续强化自身竞争优势,并通过强迫实施“二选一”、自我优待、数据封禁、控制其他市场主体需要依赖的数据基础设施、“掐尖式”并购等方式,削弱竞争对手尤其是大量初创企业的优势,挤占那些基于数据要素开展创新的中小微市场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但改变了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和创新生态。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
(二)引发经济“脱实向虚”和金融风险集聚
资本支撑下平台企业“跨界”提供的金融产品和业务边界模糊,导致有效监管困难和社会金融风险集聚。很多平台企业本无从事金融服务的资质,但在国家鼓励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大量涉足金融业务,极易引发金融风险。特别是大型平台企业涉足金融业务规模大、复杂性高,投资者和监管部门难以准确掌握其风险状况,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相关问题突出。大型平台企业还往往凭借技术和网络平台突破地域和业务范围限制涉足金融领域,其提供的部分创新性金融产品和服务处于现有监管制度的灰色地带,监管套利行为屡见不鲜。
(三)造成劳资关系新对抗
数字技术的广泛和深度应用在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同时,也潜藏着基于平台的数字化劳动发展成为霸权劳动新形态的巨大风险。资本时间、空间扩张的统一性使得资本无序扩张必然从时间、空间两大维度同时挤压人们的生命存在、生活质量。建立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算法等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平台用工模式,形成了对劳动者更为严格、精细化的控制机制。技术控制下不断增大的劳动强度被表面上的灵活性所掩盖,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更加隐蔽,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最初设想的一个能解放劳动者并生产公共品的开放协作生产体系却迅速蜕变成资本予取予夺的超级剥削体系。
(四)平台企业社会权力持续扩大潜藏巨大风险
与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相伴的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型平台企业的崛起。平台企业依托网络技术在整合大量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双边市场,并拥有制定这一市场的准入规则、定价机制、交易保障规则等多方面权力。平台规模越大,其影响力和权力就越大。因此,平台企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平台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政府—企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资本日益“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
四、引导规范资本有序扩张的政策路径
平台经济的繁荣发展既离不开资本的有力支撑,又要防范资本垄断导致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损失。充分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作用,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事关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
(一)加强党对资本的全面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要从顶层设计上加强党对资本的全面领导。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要结合我国现实国情、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特点和社会主要矛盾,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调控和规制作用。在充分肯定和积极发挥资本作用的前提下,党要对资本在各领域和产业发展中的投入、运行和扩张进行有效的引导和干预。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要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不断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有效降低资本扩张的盲目性和唯利是图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要充分释放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活力,发挥非公有资本在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做大蛋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生领域的社会资本投入,加强“资本为民发展”的制度保障。
(二)明确资本“红绿灯”
开“绿灯”就是要重视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通过推出一批“绿灯”案例,引导资本流向有助于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行业和领域,如重大科技攻关与国家战略性经济领域、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深度结合的领域、增进民生福祉的领域等。“红灯”就是要守好资本扩张的边界和底线。在金融业、新闻媒体、涉及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事关国家安全和公众切身利益等行业和领域,要严格整治过去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盲目倾向和有害因素,根据实践发展进一步明确需牌照管理的行业,对资本的行业准入设置相应门槛,或制定行业负面清单。
(三)开展常态化反垄断监管
加强对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首先,要加强对大型平台企业“掐尖式”并购行为的监管。其次,针对平台企业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数据等技术手段实施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持续加强数据和算法的治理,不断提升对算法操纵、算法合谋、深度伪造、技术性屏蔽、算法歧视等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识别、查处和监管能力。此外,要从金融监管的角度限制和约束平台企业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为资本规范发展建章立制,既会产生短期影响,也会带来长远后果,需要做好过渡性制度设计。
(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资本治理体系
从治理主体看,资本政策相关的部门众多,需要在厘清各部门的监管边界和监管主体权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跨部门沟通和协作,尽快形成“多元共治”的资本治理体系。从治理环节看,要将事后监管进一步前置化,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指引作用,加强事前指导、事中监测和监督,在市场主体的行为实施阶段就加以必要的指导、干预或限制,弱化事后处罚机制,并确保市场主体合规经营,围绕自身构建的生态系统开展投资和创新活动。从治理方式看,需要进一步发挥基于信用等的非直接监管方式的作用。
(五)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各领域资本扩张的新动态和新问题
如何处理好资本和劳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新的重大历史性课题。需要在密切跟进新技术新业态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具有前瞻性地研判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扩张和发展规律。在坚持鼓励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大原则下,针对实践中暴露出的新型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深化研究其认定条件、判定标准、处罚措施等,为科学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资本治理体系奠定基础。(作者:于凤霞,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处长 )